等到枪上膛的那一刻，他们才忽然清醒过来，有的拼命求饶，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挣扎着想跑，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见，但最后总会被乖乖制伏。
然后他们跪在地上，在法警的示意下张大嘴巴，迎接身后的审判。枪声一响，被惊起的鸟都寥寥无几，山野重归平静。
等待行刑的过程是煎熬的，真正到了点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
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，趴在地上动也不动。之前不管他们是哭是笑，是跑是闹，最后都是这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，变成一具尸体。
他们的神情都平静安详。因为张大了嘴巴，子弹从脑后穿进，从嘴里穿出，面容就不会受到太大破坏，以便料理后事。
那年我十五岁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刑场，既害怕，又想看，看完浑身发抖，起鸡皮疙瘩，头脑里嗡嗡作响，好像那一枪是打进我脑袋里的。
我几乎每天都要挨这么一枪，然后去上学。
陆医生，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还挺特别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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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完陈渊的讲述，我说：「确实特别，你所说的西山第二机械厂也在附近，已经废弃多年了。但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经历，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。」
他问：「哪里奇怪？」
「你一开始说，是你母亲带你搬到这里的，所以你母亲是在西山第二机械厂工作，对吗？我不相信有哪个母亲会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现场，难道她对此一无所知？」
「不，她知道。」
5
陈渊的讲述（2）——
我每天都会窥视刑场。这事母亲知道，这正是她的目的。
实际上，不是因为母亲找了机械厂的工作，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。因果关系错了。
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，想搬过来，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。
机械厂宿舍，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。
我幼年时聪明乖巧，人见人爱，是父母的骄傲。
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。
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。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；到了五年级，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。
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，赔了很多钱。家长老师轮番教育，但我就是改不了。
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，说你以前多乖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？
父亲每次被老师找，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，再让我罚站一整夜。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，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就停手了。他忽然觉得害怕，说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他。
不久后，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五年级时，我被学校劝退。因为臭名远扬，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。
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。
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，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，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。
到了新学校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彬彬有礼又听话。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，松了一口气。
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。
好了没两年，上了初一，我就伙同人贩子差点把隔壁女大学生拐卖了。
女大学生的男友不肯罢休，跑到我的学校闹。老师喊我去对质，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里，祈求校长网开一面。
校长态度坚决，他说我无底线无家教，这种品行恶劣的小孩迟早会犯事，学校承担不起后果，叫母亲好自为之。
然后我就又被劝退了。
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。
她带着我再次搬家，搬到这里。
西山第二机械厂最西边的宿舍楼，因为紧挨着西山刑场，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。
谁不幸拥有这样一套「观景房」，都会用木板把那边的窗户封起来，永久关闭，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。
母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，但她用的是报纸，既封了窗户又不影响采光。
而报纸糊的窗户，还是可以打开的。
她甚至在我房间的窗外做了个花架子，搬了只红陶盆上去，养了盆兰花。她每天早上都去浇水或者修剪，低着头垂着眼，不敢往远处看。
但却为了通风把窗虚掩着，以便我起床就能直接观摩死刑现场。
我明白母亲的用心。她知道正向感化行不通，就选择了反向教化，让我看看坏人是怎么被枪毙的，希望我能感同身受、有所畏惧，以此来约束自己，成为一个好人。
最开始，我是真的被枪决死刑震慑住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。
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内心很痛苦，我强忍着行恶的欲望，甚至痛苦得开始自残。
我的手臂上、腿上都是自残的伤痕，我的精神也摇摇欲坠。